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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圖)
(2015-7-13 14:09:06)  來源:中國軍網  打印本頁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1935年偽滿皇帝溥儀訪日

原標題:歷史的拷問——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劉新如

一個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遠大的未來。

70年前那場改變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的戰爭,給我們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東西。

今天,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不僅要重溫勝利的榮光,激發民族的驕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歷史的“痛點”,銘記民族的恥辱和教訓。

應該說,“漢奸現象”就是抗戰期間中華民族最大的“痛點”。我們贊美近代中國百年沉淪后的民族覺醒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無數中華義士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氣壯山河的反抗外來侵略的英雄史詩,但也不能忘記,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多少民族敗類變節投降、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助紂為虐,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奇恥大辱的一筆。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為漢奸“翻案”的奇談怪論,仍在挑戰我們的價值和道德底線。

歷史因多元、復雜而愈顯其波瀾壯闊。重新審視歷史的創痛,晾曬民族蟲蠹發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漢奸現象”,徹底掃除美化漢奸的霧靄,對于培塑國人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牢固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起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巨大精神力量,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沉渣泛起

——民族抗戰中的一股歷史逆流

電影《地道戰》里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民兵隊長高傳寶在大槐樹下敲鐘傳達情報: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對這一傳為笑談的鏡頭,我們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說“漢奸”,顧名思義得從漢朝講起。據清人《漢奸辨》云,“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創焉。”

作為一個王朝,“漢”成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帝國形式的穩定實體,作為帝國子民一個文化符號——“漢人”,其奸細自然被稱為“漢奸”。

漢奸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按照《辭海》定義,漢奸原指漢族之變節敗類,后演變為“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

漢奸的鼻祖,當屬漢文帝時和親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說(音讀“月”)。此君為報私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單于,為其出謀劃策,“對癥下藥”地對漢朝進行軍事襲擾,甚至直逼長安城下,一時成為大漢王朝的“心腹之患”。

鴉片戰爭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漢奸。到了清末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時,媚美、英、法、意、葡、西諸列強之各色漢奸多了起來。

中國近代史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歷史,也是一個出產漢奸的歷史。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對華侵略的屢屢得手,“漢奸現象”的歷史沉渣泛起滔滔濁浪。

1932年3月,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被日本人扶上了“執政”寶座,再一次心甘情愿當上了“兒皇帝”,這是近代列強入侵中國以來第一個以國家面目出現的漢奸偽政權。

1938年12月,身為國民黨二號人物的副總裁汪精衛,竟然從陪都重慶出逃越南河內,公開發表“艷電”叛國投敵,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軍刀支撐下成立汪偽“國民政府”,做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偽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梁鴻志(前左)與華北漢奸首領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會上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華北政府、梁鴻志為首的南京“維新政府”,以及內蒙德王偽蒙政權和冀東自治政權就已粉墨登場。而汪精衛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號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狽為奸、軟硬兼施,一時間大大小小的漢奸如過江之鯽,形形色色的偽政權似一簇簇“惡之花”,綻開在飽受侵略者蹂躪的神州大地上。

驚回首,1938年偽軍數量已達78000人,汪精衛投敵后,大批國民黨軍部隊投入偽軍序列,偽軍數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抗日武裝殲滅偽軍將近120萬,日本投降時尚有偽軍146萬、偽警察40多萬,再加上偽滿洲國軍、偽滿警察等,總數至少在300萬以上,數量比侵華日軍還多。

國家危難,大廈將傾。無數精忠報國的壯烈之士慷慨赴死,而這些生長在中國土地、喝著祖國乳汁長大的無恥之徒,卻背叛了祖國和人民,充當日本法西斯侵華的“狗腿子”,干起了禍害同胞的罪惡勾當。

然而,漢奸余孽阻擋不了民族覺醒和抗爭的大潮。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有感于九一八事變,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猶如攪動了停滯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漢奸政客,都翻騰出來顯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終究是沉渣,終究還要沉下去。到頭來,一個個漢奸賣國賊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落得身敗名裂、遺臭于世的下場。

國家之恥

——漢奸資敵的危害有多大

提起“漢奸”,實在是中國人的國家之恥、民族之羞!

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遭受漢奸之害像我們中國這樣嚴重。檢視中國的歷史,多次民族劫難并非敗于異族外寇,而是敗于漢奸。

用“禍國殃民”評介漢奸的危害毫不為過,說歷史往往因漢奸而改寫,并非過分之辭。

后唐時期,甘當契丹“兒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讓中原門戶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至少400年時間里直接改變了中原王朝的命運。

明朝末年,倘若沒有吳三桂那樣引清兵入關的大漢奸,滿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統治神州大地近300年。

而今,翻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我們不能不感到一種撕心的沉重——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1940年,貝當會見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現了三大傀儡人物:溥儀、汪精衛和貝當(法國),其中中國就占了兩位;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隊數量的國家,這確實是一個極其可悲的歷史現象。

抗日戰爭,中國是戰勝國。然而,我們的勝利卻只能說是一場“慘勝”。之所以付出耗時長達14年、死傷3500萬人、財產損失達6000多億美元的巨大代價,漢奸猖獗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抗戰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個縣城、省城,不僅未遇抵抗,還會有一些漢奸忙著掛“維持會”牌子,并打太陽旗相迎之。

據日方檔案證實,國民革命軍第29軍宋哲元軍長身邊的參謀周思靜,向日軍提供了南苑守軍撤退的情報,并稱“(趙登禹)已經登車出發了”。正是根據這一情報,日軍在天羅莊設下埋伏,直接導致了百戰名將趙登禹和佟麟閣的戰死。

在南京保衛戰中,一到晚上根據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漢奸竟用火把、手電筒引導日軍飛機轟炸彈藥庫、兵營等重要目標。日本兵初進南京城,還有的漢奸把藏身于民眾中脫下軍裝的守城軍官兵一個個指認出來,致使手無寸鐵的中國軍人活活被日軍刺死。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危難中的中華民族,除了要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外,還要分出相當大的力量,與背叛祖國和民族的不肖子女們作斗爭。

當年,抗日英雄楊靖宇陷于日偽重圍之中,輾轉雪原之間,周圍人一個個叛變投敵,而又反過來替日軍勸降。一個叫趙廷喜的同鄉對楊靖宇說:“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豈止不殺,投降了日本人還打算讓他當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呢。楊靖宇沉默一會兒嘆道:“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是一個穿越時空、令人震撼的歷史拷問!今天之所以還有中國,就是因為有楊靖宇這樣大寫的人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倘若一個個大小漢奸們成了氣候,還有今日之中國嗎?

漢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層次而又難以挽回的。正是靠著偽政權、偽軍的支持,日本軍隊才能在中國橫行如此之久。在偽政權“治理”下,大量的金錢、糧食、礦產被源源不絕地運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國農民被大量餓死凍死……而漢奸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傷害更是令人痛心。記者曾采訪親歷者回憶抗戰時期的偽滿生活:在日偽聯手14年的殖民宣傳和奴化教育下,當時絕大多數年輕人,只知道自己是親日的“滿洲國”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斷根去魂、亡國亡種的危險絕非危言聳聽,漢奸資敵禍國殃民的深重危害絕不能重演!

歷史“怪胎”

——中國的漢奸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個國家遭受外族入侵時,出現“有奶便是娘”的賣國賊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為何冒出這么多漢奸來?

漢奸,并非生來就是漢奸,也不都像影視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個“皇軍”的樣子,那實在是小瞧了漢奸的水準。

想當初,曾經追隨孫中山的汪精衛是如何了得的熱血青年。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1946年4月5日,江蘇高等法院審訊漢奸陳公博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親赴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所作《致南洋同志書》何等壯懷激烈!誰能想到,這個曾經有著荊軻刺秦般豪邁和勇氣的人,最終卻淪為出賣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誰又能想道,汪偽政權中僅次于陳公博、周佛海的骨干頭目,官居汪偽政權組織部長等要職的梅思平,當年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點第一把火的學生領袖,這個慷慨激昂大罵曹汝霖是賣國賊的人,抗戰期間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實的大漢奸。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汪精衛及梅思平等人抵達東京羽田機場(資料圖片)

而陳公博、周佛海也曾是顯赫一時的中共一大代表。他們先是背叛了共產黨,又背叛了國民黨,死心塌地地將自己的命運牢牢綁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戰車上。

“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然而,這就是人和歷史的詭異、深刻之處。

其實,看似偶然的社會現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東西在支撐。“漢奸現象”的繁衍,有其復雜的社會歷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漢奸,一定是因為有外部敵人。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日本侵略者實施“以華制華”策略并與漢奸親日派相互勾結的結果。

抗戰初期,日本首相發表對華宣言,就公開聲稱“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日本侵華無異于“小蛇吞大象”,沒有漢奸,他們就是聾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視采取威逼利誘等各種手段,扶植漢奸偽政權達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國“美男子”著稱的汪精衛畫像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上。頗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經歷時把他比喻為“鯨魚的胡須”,意思是容易彎曲,也容易反擊,暗諷汪對日態度變了,已經彎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張積極抗戰的“鯨須汪”,完全改變了立場,成了堅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積壓下,他的“鯨須”徹底彎曲了,再也找不到那個熱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澤東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義根源于民族悲觀主義,即民族失敗主義”。對外反侵略戰爭的屢戰屢敗,使國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抗戰初期“民眾經過上海撤退、南京淪陷的大變,在愛國的心情上呈著害怕敵人的薄霧”。

“不戰亦亡,戰亦亡”。汪派漢奸們恐懼于日本力量的強大,片面認識中日力量的差距,視敵人如神物,看自己為草芥,無視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汪精衛、周佛海認為,以落后中國與強盛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自知”,“日本感覺著癢的時候,中國感覺著痛了;等到日本感覺著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

正是這種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們自作聰明地得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結論,以為只有采取“非常舉動”“堅定地與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脫離抗戰陣營,走上自絕于民族的“和運”之路,實際上完全成為受日本人擺布的傀儡。

有學者研究“漢奸文化”時發現,在汪偽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一些甲午戰后赴日留學接受了“洗腦”的中國學生,輕而易舉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了鐵桿漢奸。他們自以為對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準確,因而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破壞性。從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日本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留學生中培養親日派的險惡用心。

“漢奸現象”的泛濫,說到底是人的價值觀的淪喪。

“居其地,而獻其土,視為不忠。食其祿,而弒其主,視為不義”。忠奸正偽是中國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題。

漢奸的本質特征是背叛、出賣民族利益。既然是“出賣”,就必然會有“進益”,賠本買賣漢奸是不會做的。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是漢奸定義的基本條件,也是漢奸真實心態的記錄。

所謂“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衛敢跳火坑做漢奸,與其野心勃勃、權力欲望膨脹有較大關系。汪精衛本來擁有優越的政治優勢,長期與蔣介石爭領袖地位而居于下風,只得到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虛名而無實權,自嘲為蔣記“賬房先生”“秘書處”。故此,另辟蹊徑,再起爐灶,企圖借助外力以滿足其“領袖欲”,成為汪精衛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島芳子勾引下水、身居偽江蘇省長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對其部下說,可以在河邊摸大魚,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魚。我李士群什么都沒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說我是漢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現在有的是錢,有的是力量。

收入優厚的汪偽頭子周佛海,當年竟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宣布脫離共產黨。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等要職后,對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仍不滿足,而做漢奸從事“和運”,自感“始覺與兩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周佛海在汪偽政府成立時的留影

從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靈魂是多么骯臟、丑陋和低下。

與大漢奸相比,低級點的漢奸理論就是“人總得活著”。當問及作為中國人為何當偽軍不當八路軍時,有的偽軍竟作答:偽軍有軍餉,能養家。

其實,漢奸們活得很悲哀,因為他們沒有祖國;漢奸們活得很卑賤,因為他們沒有靈魂。

漢奸的繁衍,反映出我們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問題。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專制造就了許多國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傳統文化的糟粕,對國人心靈造成極大侵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思想、“識時務者為俊杰”的處世哲學,忍氣吞聲、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等傳統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國難當頭時很容易叛國變節,跪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后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戰時期漢奸之所以大量出現,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漢奸的產生與中國近代長期不統一密切相關。曠日持久的內戰,使近代中國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致使一些民眾地域觀念很強,缺乏國家認同意識與歸屬感。這種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狀況,為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國建立后,并未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獨裁統治,吏治腐敗,軍閥混戰,外強凌辱,國運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加劇,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

當我們研究抗日戰爭史時發現,抗戰中投降日軍的國民黨將級軍官達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敵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六十萬人,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而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降日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也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制投敵當偽軍的部隊。

何以出現如此迥然不同的結果?在國民黨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實力、暫時投降”的諭戒。與此相反,在共產黨的入黨誓詞中,有一句近百年不變的錚錚誓言:“永不叛黨”。歷史上黨內雖也有叛徒,但終沒有形成氣候。

抗戰期間,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密電中,這樣描述蔣介石對中日“調停”的態度:“他(蔣介石)秘密地告訴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浪潮沖倒,會發生革命,唯一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會在中國占優勢,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實話。在共產黨的字典里,確實沒有“投降”“變節”的字眼。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成為危難之際全民族奮起抗戰的價值引領;共產黨人用“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壯舉,給一個飽經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蒼冥”的英雄之氣。

豈容“翻案”

——把漢奸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抗日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但戰爭遺留的“漢奸現象”依然橫亙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中國歷史上不乏奸人,諸如石敬瑭、秦檜、張弘范、吳三桂、洪承疇之流,這樣的人歷朝歷代都遭人唾棄。想不到的是,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竟然打著“解放思想”“言論自由”的幌子和“學術研究”的旗號,隨意“任性”地解構歷史、歪曲真相,為抗戰期間的漢奸、賣國賊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難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別是隨著社會思潮的多樣、多元、多變以及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影響,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意識形態領域不可小覷的一個問題。

其一,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應“以個人生存需求為最重要需求”“出于從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出發,則漢奸的選擇也不那么不可饒恕”。

這完全是一種為漢奸張目的歪理。誠然,人有維護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對一個國家、民族而言,舍生取義、捐軀為民,是必須始終不渝堅守的核心價值;對一支軍隊來說,精忠報國、視死如歸,是無論何時何地的惟一選擇。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古往今來仁人志士推崇的行為準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岳飛,“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的抗日英雄吉鴻昌,“寧死不當俘虜”的東北抗聯八名投江女戰士,就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蠻行徑面前,“你為個人的生命考慮”,但是以犧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為代價,漢奸們的這種“茍活”還有一點正義的良知和生命的尊嚴嗎?

倘若按照上述“漢奸理論”行事,活著就是“最重要需求”,為國捐軀倒成了“傻老冒”,中國人還能站起來嗎?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1942年12月,日軍扶植的偽“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右三)前往東京,參加“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會”。圖為汪精衛會見東條英機(左三)時的情形,東條英機抽著煙,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其二,有人公開宣稱,“殖民就是進步,殖民時間越長越先進,漢奸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歷史進步的作用”。

這種論調可謂荒唐至極。作為十八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產物,“殖民”一問世,就是帶著血腥和掠奪印記的東西。一個國家進步與否,和有沒有被殖民沒有必然聯系。像非洲許多國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沒有什么進步發展,反而成為這個星球上最貧窮落后的地區。一些人的“漢奸思維”只看到殖民者帶來的些許小利,卻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視、暴行以及所導致的種種惡果。世界上哪有一個國家完全靠殖民,實現經濟獨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種沒有一點正義感的虛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國、背叛同胞,甘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只能在歷史上起到一點反面教員的作用,何談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尤其像我們這樣一個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只有實現獨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無論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中國絕不能成為仰帝國主義鼻息的附庸。

其三,尤其令人憤懣的是,有的著名學者竟然辨稱:有些漢奸如汪精衛“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欺壓人民的緩沖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這種公然為漢奸翻案的言論,實際上已經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線。

稍微懂得歷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伙叛國投敵給當時抗戰局勢造成“超級震蕩”,不僅直接削弱了抗日實力,打擊了抗戰信心,而且幫助日本人屠殺抗日軍民,籌糧籌款,掠奪資源,進行殖民宣傳和奴化教育,完全淪為侵略者的打手和幫兇。一個出賣民族尊嚴的人,怎么會是“英雄”?一個出賣國家利益的人,怎么會“沒有錯”?

漢奸就是漢奸,賣國賊就是賣國賊。不論你說得多么天花亂墜,不管打著什么華麗旗號,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桿秤。當年,面對所謂“和運”“保民”“曲線救國”的漢奸論調,愛國僑領陳嘉庚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這一提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并被后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據稱,當時主和派的汪精衛在念到該提案時臉色發白。

想不到,當年漢奸賣國“視降敵為保民,稱亡國為和平”的陳詞濫調,今天居然成了為漢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據。

英雄豈容褻瀆,漢奸豈容美化。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時尚,則離亡黨亡國真的不會太遠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車之鑒嗎?

歷史驗證了一條真理:凡是出賣祖國,甘當漢奸走狗的民族敗類,最終絕無好下場。漢奸們的叛國罪行,永遠記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漢奸們的名字,牢牢地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痛定思痛

——中國還會再出漢奸嗎

漢奸,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歷史上永難消除的一塊傷疤。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已經漸行漸遠,但曾給國家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漢奸現象”并未絕跡。

君不見,就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繼承了漢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君不見,西方國家搞“顏色革命”和“政治轉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貪婪之徒,已經或正在成為敵對勢力捕獵的對象。

君不見,今天的中國產生漢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漢奸理論”“漢奸思維”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勢下有了某種“創新發展”。

假設八國聯軍、英法聯軍再進北京,大小漢奸們會不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假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重新打響,“維持會”“皇協軍”會不會再度登場?

一個非常現實的嚴峻課題擺在我們面前——應該怎樣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

——致力國家強大。漢奸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么會遭到外敵的侵略?如果當時中國政府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又怎么會有漢奸的大量出現?物質基礎影響或決定政治選擇。只是簡單地提“愛國”口號往往是蒼白無力的。中國夢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歸根結底是人民的夢。在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實現民族由大向強躍升的同時,更多地讓人民群眾從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中,體味國家理念,涵養家國情懷,從而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這就從根本上祛除了產生漢奸的條件和基礎,這本身就是一種震懾外敵的強大軟實力。

——砥礪民族氣節。“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崇尚“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民族氣節。民族氣節,是一個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堅定的志氣和節操。作為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氣節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脊梁,這個脊梁彎曲了,整個民族都會低頭。人格是國格的基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個民族的站立。漢奸心態不除,民族脊梁難硬。沒有民族氣節,沒有民族精神,你經濟力量再雄厚,也不過是強盜手中的竊取之物。“一個民族只有從精神上站立起來、強大起來,才永不頹謝”。

——高擎法治利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飽受漢奸之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個國家對“漢奸現象”采取了超過一般暴力的殘酷鎮壓和道義譴責。自詡是世界人權典范的法國,二戰勝利后,戴高樂政府成立了整肅委員會,一旦發現戰爭期間的通敵者統統依法槍斃,對于叛國者起到了強力震懾的作用。有的國家還專門立法,懲治那些“漢奸”及為“漢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歷史上深受漢奸之害、而今又厲行全面依法治國的中國,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對漢奸賣國賊及其為之翻案行為狠狠打擊,徹底整肅,決不手軟。

——鍛造忠誠品質。習主席強調指出:“對黨絕對忠誠,要害在‘絕對’兩個字,就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忠誠是當代革命軍人第一位的政治品格。只有保持純而又純的“忠誠度”,堅定政治信仰,不做“兩面人”,克服“偽忠誠”“亞忠誠”現象,才能塑造新一代革命軍人的好樣子。大是大非見忠誠。在新的征程上,面對不見硝煙的戰場,我們需要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和堅定的政治定力,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旗幟鮮明地同詆毀英雄、美化漢奸等錯誤思潮作堅決的斗爭,永葆對黨絕對忠誠的政治品質。

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作為一種社會贅瘤,“漢奸現象”應時而生、應時而滅,而我們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同“漢奸現象”作斗爭正未有窮期!

(來源:解放軍報 作者:劉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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